宋元理学和永嘉学派的发展脉络
发布时间:2017-11-14  作者:周兴杞

宋朝自960年至1279年,历时320年,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元自1206年至1368年,历时162年,是蒙古族建立的统一政权。在宋元两朝400余年统治期间,在我国北方还活跃着辽、金、西夏、大理、叶蕃等政权。这一时期,佛教哲学已逐渐走向衰落,儒家哲学成为主流,道教哲学出现一些变通。主要哲学流派和哲学家,在北宋有邵雍的象数学,周敦颐的濂学(湖南道州濂溪),张载的关学、王安石的荆公新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南宋有朱熹的闽学、陈亮的永康学派、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以及陆九渊的心学;元代有许衡、吴澄等人,他们是二程、朱熹学说的延续者。各学派之间既有对立和斗争,又相互影响和渗透,主要围绕理气、心性、知行、古今、两一等观点展开讨论。这一时期佛教的禅宗较为活跃。宋代的禅宗主要有临济、云门和曹洞三派,其中临济、云门宗对禅学多有开拓。南宋时,普济编成《五灯会元》,成为佛教禅学的重要典籍。宋元道教一度显得比较兴盛,教派林立。外来宗教有摩尼教、袄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等也在各地传播。各派哲学在斗争中相互吸收,彼此相长,在理论思维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元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现择其要者予以介绍。


周敦颐首倡理学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实,为避宋英宗名讳,改名敦颐,湖南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世居濂溪之畔,故后人称为濂溪先生。与周行己为周宗。

周敦颐少年时,常在濂溪钩鱼。濂溪西面十里许,有一岩洞,东西两门有如上弦月和下弦月,而中间圆如满月,当地人称为月崖。相传周敦颐后作《太极图》就是受到月崖的启发。

周敦颐因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的官爵,荫补为分宁县(今江西修水县)主薄。该县有件案子长期不能判决,敦颐到任,只审讯一次就辨明白了。县里人惊叹道:“老吏也不如他”。转运使推荐他,调任为南安军(治所在今江西大余县)司理参军。有个囚犯按法不应处死,转运使王逵想加重惩治。王逵是个严酷凶狠的官员,众人没有敢与他争辩的。唯独周敦颐敢于与他据理力争,王逵不听,他便扔掉手版回到住处,将要弃官而去,说“像同这种蛮不讲理的人相处,还能做官吗?”事后王逵也自知理亏,猛然醒悟,向敦颐认错,使囚犯得以免死。

正当周敦颐在南安军任参军的时候,程珦担任主管军事的通判,见他气度容貌不是一般人可比,便和他接近交谈,了解到他致力于探究学问而深知儒道。因而和他成为好朋友,并让俩个儿子程颢、程颐拜他为师。

周敦颐经常叫他们探寻孔子、颜回快乐的地方,体认他们所乐意做的是什么事?二程的思想正是从这些见微之处受到启发,而最终成为哲学大家的。所以程颢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自从再次见到周茂叔后,吟风弄月地回来,有孔子为我赞许指点的意境。”侯师圣受学于程颐,未能通悟,去拜访周敦颐,敦颐说:“我老了,讲解不能不详细。”故把他留下,两人面对面坐在两张小床上,连夜谈论,过了三天才回来。程颐看到他感到十分惊奇,说:“莫不是周茂叔那里回来的吗?”

周敦颐生活清贫,但也贫而不改其乐,津津乐道于学问。他在当洪州南昌知府时,得了一场大病。一天,他的朋友潘兴嗣来看望他,进门一看,屋内一贫如洗,日常用品都盛在一个破旧的柜子里,所有的钱财合起来估计也不足一百元,堂堂一个知府贫穷到如此地步大大出于潘兴嗣的意料之外。但敦颐仍自得其乐,性情旷达,不将生活小事放在心上。在他五十岁时,在寄给家乡族人的一首诗中说:“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性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酒,举箸常餐淡菜盘。事沉不知精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俗问吾何况,为道春陵只一般。”从中可以看出,周敦颐做官多年,并未由此改变自己的清廉儒士本性和对圣人之道的执著追求,一直过着亦官亦儒的生活。

周敦颐并未在仕途上获得很高的地位,他长期担任的都是一些掌管司法事宜的官吏,直至55岁时告老归田,也未显达,这是因为他的兴趣不在做官,而在传道解惑。还在他通判虔州时,就在庐山莲花峰下建筑书堂,借用故乡濂溪的名字,命名堂前的溪水。他又作《爱莲说》,写道:“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以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流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最后,周敦颐发出了:“莲,花之君子者也”的赞美。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爱莲说》还是隐蕴着佛家思想的文章。佛家将莲花视作佛性清静的象征,帮菩萨都坐站在莲座之上。清静又涉及到一个污染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佛家的,后来也成为理学家们的重要研究课题。始作俑者,就是《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人性恰如莲花,是至善的,清静的,虽然只有无欲、无惑,才能显出人性中的清静来。

周敦颐不仅影响着理学中的程朱一派,也影响着陆王的“心学”,甚至理学的批判者也利用其思想资料来反观理学,因此,周敦颐的理学开创一代思潮和一代学风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太极图说》是周敦颐的重要哲学著作,全文只有249个字。他受《周易.系辞传》的启发,阐释了其宇宙观:“无极而生太极,太极而生阳。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同时,他还吸收佛教思想。这种宇宙观后来成为朱熹理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载创立“关学”

张载(1020-1077),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侨居凤翔府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成名之后,人称其为横渠先生,他所创立的学说,被人称为“关学”。

张载从儒家六经中讲宇宙哲学最多从《周易》入手,撰写了《横渠易说》,这是他创立哲学体系的开端。当时二程至京,和他讨论《易经》,张载自叹勿如。同时还和二程共同讨论道学宗旨,对于这一点,张载非常自信地认为: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表现出他在哲学上的开拓精神。

关中学风的特点除了重视自然科学外,还特别重视“以礼为教”的主张。张载登进士第后,授祁州司马参军,后又到丹州云岩县当县令,开始贯彻自己“明礼教,敦风俗”的政治主张。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召见张载,问他治国理政的方法。张载说:“皆以渐复三代(夏、商、周)为对”。神宗听后非常满意。后来,因为拒绝支持王安石变法主张,再加上其弟弟监察御史张戬因反对变法而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被贬官。张载怕被株连,便主动辞官回到老家横渠。

张载还曾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活动。他的执著追求和探索精神感人,“闻者莫不动心有进。”一批人师事张载,形成了一个学术群体。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都向他执弟子礼;昞、范青、游师雄、种师道等先后俱列门下,关学逐渐兴盛起来。


  程颢与程颐

程颢与程颐兄弟二人都受业于周敦颐,也都受过佛学思想的影响。由于他们长期在洛阳讲学,开创了宋学中的洛学一派,程颢成为陆王心学的先导,而程颐则是宋朝理学的创始人。

二程虽是兄弟俩,但性格差异很大,哥哥随和,而弟弟执拗。

程颢二十多岁即考中进士,随后做了几任地方官。后调朝廷做了太子中元教读,权监察御史里行。

程颐十八岁时在太学读书,上书仁宗皇帝,请求皇帝召对,未能如愿。他未能考中进士,二程性格虽有差异,但是他们共同提出“天理即人性”的观点却是一致的,并开创一代理学,主导中国哲学发展数百年。

二程先生的所谓“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则,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它适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一切具体事物。这就把儒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达出来。中国上古哲学中所谓“天”所具有的本体地位,现在开始用“理”来代替了,这是二程对中国哲学的一大贡献。

二程的天理论具有如下几个层次:

一、理是超越时空的,相对完满的精神实体,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们说:“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这元无稍欠,万理具备。”

二、理是自然和社会的总根源。他们认为:“理则天下只有一个,故推之而四海皆准。”

三、理是自然和社会的最高法则。他们主张:“父子君臣,天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四、理是封建伦理道德之总称。他们说:“理即是礼也”。封建等级制度、君臣、父子、夫妇之别,就是理。最后,二程把人的不合节度的欲望、情感,统称为“人欲”,是“天理”的对立面,二者具有不相容性。


  朱熹集理学之大成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翁,别号紫阳,小名沈郎,小字季延,祖籍徽州婺源县人。后移居福建尤溪。

朱熹曾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继承并发展了二程学说,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四书集注》等著作被元、明、清三朝定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书目。

李侗,人称延平先生,是朱熹父亲的同门好友。朱熹曾先后六次向他求教正,正式拜师的那一次,他从福建崇安走到延平,步行几百里,以表自己求学的诚心。李侗本是二程再传弟子罗从彦的高足,深得《春秋》、《中庸》、《论语》、《孟子》学说要旨,主张“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朱熹每请教一次,都有所问,有所得。

初次见面,李侗即批评他所学不专,告诉他“理一分殊”,也就是说万事万物只有一个道理,各个事物的理都是最高之理的表现。第二次询问有关《春秋》和《论语》的问题。第三次请教《易经》的太极说。第四次询问学习《孟子》的方法等等,经过李侗的讲解,朱熹茅塞顿开,心领神会,写下著名的《理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此后,朱熹又有两次向李侗请教有关时局和政治方面的问题。问学李侗对朱熹天理观的思辩方法的建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朱熹考中进士。三年后出任泉州同安县主簿,开始聚徒讲学,后来因朝庭党争和“伪学”冤案而罢官。孝宗即位时,朱熹上书反对议和。隆兴元年(1163),被孝宗皇帝召见。朝庭虽多次委任他各种官职,但因与执政者政见不合,他都没有上任。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吕蒙正之孙)邀请朱熹、陆九渊兄弟到江西信州(今江西铅山县),参加一次学术辩论会。朱、陆之间进行了一场方法论的争执,结果双方不欢而散。这就是一次历史上影响很大的“鹅湖之会。”

朱熹一生为官只九年,讲学传道40多年,亲手创建云谷、寒泉、武夷等书院。他对“四书”、“五经”逐字推敲,有独到见解。是一位好学不厌、诲人不倦的良师。他常与学生流连忘返于林泉山石之间,日落方归。朱熹主张:小孩子八岁入“小学”,十岁入“太学”。他特别强调学习要坚持“循序渐进,熟读深思,虚心涵养,切己体察,著紧体用,居敬持志”的教学方法。

朱熹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集。他认为:“理”、“气”不相离,但“理”在先,“气”在后。理是物质世界的基础和根源,无“理”就没有世界万物;即使山河大地都毁灭了,“理”仍存在。又主张“理一分殊”,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而服从“天理”。

朱熹一生著书立说,创办书院,讲学传道,是我国继承孔孟之道的一代宗师,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周行己的经济思想

周行己(1067-1125),是仙岩周氏始祖。字恭叔,也称浮先生,瑞安市咸芳乡周湾村人,祖周豫,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进士,司封郎中。父周泳,宋仁宗嘉六年(1061)进士,曾任朝庭正议大夫,迁居瑞安城关正议巷。周行己出生在瑞安城关,14岁随父到京都求学。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补太学诸生,先后从学于陆佃、龚原、吕大临、程颐。宋哲宗元六年(1091)进十。曾任温州、齐州州学教授,乐清、原武县令,秘书省正字等职。著有《浮集》十六卷,《后集》三卷,《易讲义》、《礼记讲义》等。他不仅是永嘉学派的开山鼻祖,而且他的货币思想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认为:“周行己是北宋时期货币思想的集大成人物”,“其涉及问题的广度及理解认识的深度,在北宋时期都是首屈一指的。”(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270)。

一、反对发行不足值的当十大钱。

北宋徽宗时期,蔡京当权,由于朝廷奢侈,兵费增加财政支出困难。朝廷罔顾金融法则,发行不足值的当十大钱,引起货币的混乱。周行己指出:“然而当十必至于当三,然后可平”。当十大钱的含铜量只相当三小钱时,在流通过程中,最终会自动降低其真实价值,而使百姓利益受损。

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官出进纳诰敕与度牒、紫衣、师号、见钱、公据六等,以收京师、五路当十……改为当三,通于天下。”这就是将进纳诰敕、度碟这些当时公认的有价凭证出卖,来回收当十大钱。这样,“国家无所费,而坐收数百万缗之用,其利一也。公私无所损而物价可平,其利二也。盗铸不作而刑禁可息,其利三也。从当时情况看,是可以收到实际效果的。

二、提出纸币发行准备金理论。

北宋时,因对西夏用兵,财政支出巨大及防止铜钱外流等原因,故在边境的陕西、河北、河东等地行使铁钱,禁止铜钱流通。但是等价的铁钱脚重,转徒道路,不便往来,一也。拘于三路(指陕西、河北、河东)而不可通于天下,不便于商贾,二也。

针对上述问题,他向朝廷建议“欲各于逐路转运司,置交子(即纸币),如川法。约所出之数,桩钱以给,使便于往来”。即在上述地区按四川的办法发行纸币,并且要求各地的钱桩,准备金要充足,以便随时可收兑。这样做就不要背着沉重的铁钱来回跑路了。

特别要指出的是,周行己认为:“是以岁出交子公据,常以二分为实,可为三分之用。”就是说,发行“三分”的交子,只需有“二分的”准备金。为什么?因为“水火之灾,盗贼之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这些意外变故自然减少交子的实际持有量。他是我国最早从理论上对货币发行过程中有关准备金率问题进行了探讨,用“往来之积”来解释非十足准备金问题是抓住了要害。一个生活于12世纪的人,有如此超时空的先进理论认识,是非常了不起的智者。

他还主张改善和推行“交子”,以及茶、盐钞引,公据等信用凭证和证券。他对我国古代货币思想最为薄弱的价值论进行了理论探索,充实和丰富了我国古代货币思想的轻重理论,并使之与科学价值论更接近了实际。他所言“钱本无重轻,而物(商品)为之重轻”,钱、物“相为等而轻重均”的说法,是接触到了货币价值论的一个值得注意的论点。他运用传统货币思想中的“虚拟”经济概念分析问题,来为“实体”经济服务,使钱虚、物实互为表里,为我国古代货币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他还将“称提”概念(借助兑现保持纸币名义价值与它所代表的真实价值相符)用于分析纸币问题,他在论述“交子”问题时说:“今以所收大钱,桩留诸路,若京师以称之”。总之,他对铜钱、铁钱和纸币等方面的分析,以及他所建议对解决当时货币问题的一些具体办法,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他的货币思想可贵之处在于接触实际问题,求实存真。正是他的这种追求实际,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为永嘉事功学说开启了哲学思想的闸门。


陈傅良的经济思想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也称止斋先生。瑞安  村(今属塘下凤山)人。幼年父母双亡,由其祖母抚养成人,家境贫寒。年轻时问学于周行己的学生温州薛季宣、郑伯熊,继承和发展了薛季宣的事功学说。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入京师太学,结识吕祖谦、张  等,学识得以大进。乾道八年登进士第,曾任知桂阳军、荆湖南路提举常平茶盐事,吏部郎中,中书舍人等职,后官于集英殿、宝谟阁待制。著有《周礼说》、《左氏章指》、《止斋文集》、《历代兵制》等。

一、国家积极干预市场的思想

他认为,“人有财不自用,用之者君。君不理,则权在商贾……是故不售之货则敛之,不时而买则与之。物  书之使知其价,而况赊物以备礼,贷本以代生,皆以缓贫窭而抑兼并,管仲平轻重、李悝平籴、寿昌常平,皆古意也。”这是说当社会财富不能有效利用时,国家应积极加以利用。如果国家不理财,那么商贾就得利。所以,国家把百姓不买的货品收购起来,当百姓需要时再卖给他们,标明价格,赊以货物,贷以本钱,就能缓解贫穷而抑兼并。管仲的平轻重,李悝的平籴,寿昌的常平,都是古代有意义的事。他的这种主张国家积极干预市场的思想跃然纸上。

他对司马光不细察王安石新法的利弊,不加区别地一概尽罢新法深表惋惜。“温公元  变法匆匆,不但以爰日之故意,亦是十七八年心力尽在《通鉴》,不肯更将熙丰诸事细心点检,到得天人推出,虽以许大规摹,终少弥密,未为恰好,前辈多恨焉耳。”“温公有爱君爱国之心,而不知变通之术,尝叹息于此。使元  君子不以人废言,特末知后事如何耳?”他肯定王安石的役法改革,“所谓免役钱者,本以恤民,使出钱雇役而逸其力也……夫使民出钱募役而逸其力,未为非良法也”。

二、求民穷、宽民力的民生思想

他回顾了北宋以来税种愈来愈多,税额越来越重,至于今“则豪夺于民,于是取之斛面,取之折变,取之科敷,取之抑配,取之赃罚,无所不至,而民困极矣”的社会现实,他主张减轻百姓负担才是国家大计,认为“方今之患,何但夷狄,盖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宽不宽耳,岂不甚可畏哉!”

为了“宽民力”,他提出废除百姓身丁钱、改革役法、撤销朝廷内库、重视地方财税官员的作用等一系列建议。他指出,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已有“两浙、福建、荆、湖南北路身丁钱并特除放”的诏令,但是“犹有至今输纳者”,建议朝廷“寻祥符之诏,断而行之”。他要求恢复王安石的免役法,“虽未足以宽民力,实大惠矣”。南宋时,朝廷在国库之外另立内库,供皇家挥霍浪费。他希望朝廷“稍出内帑钱,以助版曹(国库)经费,少宽催理”。还建议:“欲救民穷,必为帅、为糟、为总领而后可。而三数官者,虽贤士大夫不乐为之故意也……窃以为今日之势,莫若稍稍重外。重外之术,必使帅、漕、总领皆可驯致于从官。可以驯至于从官而后可久任,可久任而后可贵事功。”他认为,地方财税官是“救民穷”的主要力量,朝廷应积极扶持他们,发挥他们作用。他的这些主张,虽然大多未被朝廷采纳,但是透露出他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思想光辉。当然他的这些民为贵、民本、民生思想正是他的事功学说积淀的自然发挥,这些学说的形成正是在仙岩书院时期。    

叶适的经济思想

叶适(1150-1223),字正则,世称水心先生。他生于瑞安县城区水心街道。13岁随父定居于今鹿城区水心街道。幼年家贫。年轻时问师于郑伯熊、陈傅良、王楠等。淳熙五年(1178)中进士第二名(探花),曾任武昌军节度使推官、蕲州知州、宁远军节度副使、湖南转运判官、泉州知州、兵部待郎、建宁知府兼行宫留守,沿江制置使、江淮制置使等职,后官部待郎、建宁知府兼行宫留守,沿江制置使、江淮制置使等职,后官至宝文阁待制。他主张抗金,立有战功。晚年著书讲学。著有《习学记言序目》50卷、《水心文集》20卷补遗1卷,《水心别集》16卷。

一、务实重用的“功利之说”

他从人性的角度认为,“就利远害”是“众人之同心”,“四民百艺,朝营暮逐,各竞其力,各私其求,虽危而终不得惧已”,无非为了求利。他所说的“利”,即功利的内容十分广泛,不限于物质财富,举凡一切福国利民、兼善天下的“外王”之事功均涵盖其中。因此,他反对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他认为,董仲舒的“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名言,是把道德和利益对立起来,只肯定抽象空洞的仁义,而不计较实际利益的理论是不现实的。古代圣人并不是不求功利,只是不居功,而把利给予别人。可见,道德不能脱离功利,必须表现在一定的功利之上。“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这和农人只管种田,而不管收成是一个道理。所以他主张义利统一的义利观,“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就是将义利结合,以功利充实义的内容,而不是以“义”抑制“利”的空洞理论。从而在理论上为利正名,肯定了谋求物质财富的合理性,正是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者也。

二、大胆否定“抑末”思想

他引述历史事实,证明“抑末”思想并非古已有之。“按《书》:‘懋迁有无化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故子产讵韩宣子一环不与,今其词尚存也。”认为春秋以前不仅不抑商,而且实行“通商惠工”的政策,只是到了汉代才开始实行“困辱商人之策”,为的是统治者“取天下百货自居之”,从而从根本上否定“抑末”思想,向传统的抑末厚本、轻视商业的思想发起挑战。他主张“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认为只有通过士、农、工、商之间的分工互利,才能达到“治化兴”的目的。这一思想后来被他的学生陈耆卿(1180-1246)发展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为后世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思想的根底。

三、重视商人作用的思想

他认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下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这里的富人是指地主、大手工业者和大商人。他指出,富人要救济小民,上要资助官吏,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据以取得合理的厚利是应当的。他为富人辩护正名的思想,体现了了对富裕工商业者社会作用的深刻认识。也是温州人重商主义的渊源。在此基础上,他主张保护富人的合理利益,多方面发挥富人的社会作用。他提出,维护富人与穷人的雇佣关系,以解决百姓的就业问题,“盖富人之所以善役使贫弱者,持其衣食之柄也……以故使之以事而效其食”:工商之民有权受教育,有权通过科举考试并选拔为官,以突破汉代以来不许工商子弟仕官为吏的规定;通过商人入资拜爵的方式解决江淮地区的军事防务问题,既节省国家的开支,又利于战守,还便于保护商贾的利益。

四、反对“聚敛”的理财观

他主张理财,而不敛财。在《财计上》中,他把理财与聚敛严格地区分开来,“理财与聚敛异”,两者的区别在国家是否只顾“自利。他对三代和汉代的理财称赞不已,夫山泽之户,三代虽下不以为民,而亦未偿禁民以自利,均田轻税而民无为生之害;而汉代“计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地大用寡,取之轻”,“正合事宜”。他说“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认为国家的理财行为包含为民理财和财政收入管理两部分,只有民富才是国用的源泉,充实国家财政的根本办法在于发展生产、增殖财源。他把国强民富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藏富于民思想的渊源。

五、发展工商经济的政策主张

   1、主张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夫天下所以听命于上,而上所以能制其命者,以利之所在,非我则无以得焉耳。是故其途可通而不可塞,塞则沮天下之望;可广而不可狭,狭则来天下之争。望失争生而上之权益微。”他认为,对于百姓下当的求利活动,国家应给予鼓励和扶持,而不是打压阻止。国家应该为百姓安置一定的职业,使他们能够获得谋生的机会,而且这种机会“可通而不可塞”,“可广而不可狭”,否则会损害国家的威信。

对于富人,“乃其豪暴过甚兼取无已者,吏当教诫之,不可教诫,随事而治之,使之自改则止矣,不宜豫置疾恶于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既未能自养小民,而吏先以破坏富人为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为治者也。”他指出,富人即使取利过度,应当通过“教诫”使他“自改”。在国家不能独自养活穷人时,官吏抑制富人的举动只能徒增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怨恨,是不妥当的。管理的目的在于使之富人“自改”,而不是破坏富人为事。他还主张,国家不能专享调节经济的权利,不能猛然夺取富人的经济权利。

2、罢黜工商领域的“抑兼并”政策

他建议罢黜阻碍工商经济自由发展的各种“抑兼并”政策,以扩大利源。“臣请除今日财之四患:一曰经总制钱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买之患,四曰茶盐之患。四患去财少,财少则有余,有余则逸。有余而逸,以之求治,朝令则夕改矣”。这四患不仅加重自耕农的负担,而且严重损害了富家大户的利益,阻碍工商经济自由发展,因此必须“罢黜”。具体的办法是先罢经总制线,“先削今额之半”,其次罢和买,其次罢折帛,最后议茶盐而宽减之。

3、促进货币流通政策

南荣政府为了防止铜钱注入金政权统治区,规定大江以北用铁钱,江南不许流通。但是私铸铁钱充斥市场,禁私钱“多不以道”,给两淮的商品贸易、货币流通和经济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为了解这一问题,他主张:张榜公示私钱样品,使人们能够得以分辨真伪。为官钱的流通和私钱的禁止扫除障碍;责成各州县收换私钱,通过禁止私钱的流通而杜绝私铸;重新审度朝廷的货币政策,有限度地允许铁钱渡江与铜钱兑换,保持其应有的币值;官府铸币应谨守“铸造之法”,使“钱文宜一,轻重大小家均”;铁钱不必收归中央自铸,因为铁、炭各地均有。他的这些办法既符合货币理论,也较为切合实际。

总之,周行己、陈傅良、叶适等永嘉学派有关工商经济理论分析系统而全面,对工商经济的相关问题都有涉及。他们敏锐地感受到新的商业气息,并且强烈地表达了商人的利益和愿望,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也有浓郁的地方性和时代特色。从宋代瑞安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出他们的经济思想对瑞安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引导作用。永嘉事功学派与洛学和关学一脉相承,以瑞安仙岩为重要研究中心,它对整个浙南经济的影响不能小看。

 

 

参考节目

1、《中国哲学史》江心力主编

2、《瑞安经济史》俞光著

3、《陈傅良传论》俞雄著

4、《大罗山志》林长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