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王瓒的理学思想与《止齋文集》的文化传承
发布时间:2017-11-14  作者:王绍新

【摘要】明弘治十八年,王瓒在翰林秘阁中抄出《止齋文集》五十二卷,交付侍御史同年泽州張君伯纯带往浙江永嘉出版,同時出版的有《梅溪文集》与《水心文集》。使家乡的历史文脉得以承续,使永嘉事功之学文化资源得以弘揚和发展。本文就此探讨榜眼王瓒的理学思想、永嘉学派陈傅良及《止齋先生文集》的文化传承。文中如有不當之处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关键词】王瓒、王瓒的理学、陈傅良、《止齋先生文集》。

今年欣逢瑞安陈傅良先生诞辰880週年,又是龙湾榜眼王瓒诞辰555週年纪念日。他们二人都是历史上为官清正、政绩卓著的政治家,承先启后、精于创新的思想家,都是饱学经纶的学者,更是一位深得民心,严谨治学、务实求真的教育家。都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值此喜庆之机,特以此文为礼贺陈公文节880週年诞辰和王公文定555週年诞辰,以表对二公的一片敬仰之情。

(一):王瓒(1462—1524), 字思献, 号瓯滨。永嘉华盖乡李浦村人。弘治乙卯(1495)省试举经元。次年殿试高中榜眼,除翰林编修,充讲官。弘治十年(1497)王瓒奉旨同修《大明会典》。十五年王瓒回乡丁父忧,温州知府邓淮倡修府志。因王瓒身居翰林尝修国史,于是会同乡贡进士蔡芳于南塘日新寺编纂《弘治温州府志》,六越月而成,总为22集。十六年孝宗命修《通鉴》、《对类》等书。大学士刘公高度评价王瓒:“资性温厚问学渊博纂述详明校阅精敏”。 弘治十八年(1505)奉旨充经筵讲官,兼崇书堂教书。三月,奉命为殿试掌卷官。正德元年二月,命王瓒修《泰陵实录》,进日讲官。正德五年(1510)进升南京国子监祭酒,正德八年奉旨改北国子监祭酒,十一年升北京礼部右侍郎。十二年任会試考試官,四月,又在二、三甲346名进士中选拔叶式、马汝骥等34名庶吉士入翰林院。六月进升北京礼部左侍郎,署礼部印。十三年,琉球国王尚真具黄金四斤,番布二十匹以感谢本国学生蔡进等蒙王瓒教诲之礼,王瓒却而不受。正德十五年庚辰,王瓒推举为会试总提调,兼知贡举,本届举永嘉张璁和侯廷训为貢士。正德十六年,王瓒因议礼遭到大学士扬石斋的打击报复,六月调至南京礼部上任,兼掌国子监印。嘉靖元年五月初八闻母讣,哀痛过情,毒发于背,扶病奔归,杜门守制。嘉靖二年十二月葬母,哀毁劳瘁,毒疮复发。嘉靖三年(1524)四月十一日终于正寝,寿六十三。公狀貌丰硕,器量宽宏,行履端慎,忠謹孝廉,学问渊博,诗文浩瀚,宿德重望,朝野瞻仰。卒后嘉靖帝追赠为礼部尚书,谥“文定”,遣官營葬谕祭。嘉靖四年(1525),温州府学等学生员侯文宽、陈昂等呈府请祀乡贤,温州知府郑慕以呈申巡按右督御史潘仿、浙江提学副使万潮,皆批准送祀乡贤,以励士风,可见王瓒乡评取重,公论攸归,民心所向。有“四海师模”、“一乡表率”之颂。著有《易道传》、《千里马》、《正教编》、《二妙集》、《江心寺诗》、《瓯滨文集》、《瓯滨摘稿》、《弘治温州府志》等。

王瓒历史职而迁殿讲,擅一代之词华,挺两都之儒范。每孜孜而为國,尚辛劳以穷年。他为官三十年间,历事三朝,两监祭酒,四典春科,门人数千。他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理学家,诗人。

(二):王瓒的理学思想:王瓒七八岁時,自知力学,天性明穎,精力绝人,經书过目即成诵。六岁即拜族兄王頫为业师习,十六岁时游学永嘉花坦乡拜朱墨癯先生习《經》学。在塾读四书五經的精义之后,又在《易》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以后的翰林院史官的实际工作中以及在南、北國子监的教育工作上,即承担了致知格物的宣教者,又是宋明理学的实践家。他在國子监任祭酒時,亲自为诸生教学,他在《致知箴》①中提到:

“知之在人,性所固有。知而勿致,奚择奚守。致知之道,穷理为先。理寓于物,悟则脱然……读书议道,考古稽今。一物一理,即物推寻。物无不格,知无不致。……”在《力行箴》中:“人能致知,于道无疑。既知勿由,知之奚为。故知必行,而行必力……”在《静斋箴》中:“心之虛明,惟静则存。以正主宰,以养本源。肃然攸敛,湛然专一……”《诚斋箴》中:“天命流行,惟一于诚。诚之在人,与生俱生。主一曰敬,既一曰实……”。

王瓒的致知、格物即要求学生在内心精神修养方面的表現要主诚、居敬、存静,需要保持一种坚定的意志力。故为学莫先於主敬,主敬固未易能也,惟静养以收其心,则敬可几,而后知可致,行可力也,然必皆一於诚,一或不诚,则学非其学矣。在问学方面的修养即为穷理,需要努力持行的一种精神志操。凡求学问须必先穷理,努力攻究,再通过归纳总结,並从实践行动中去获得真知

对於理学知识的入门,首先要从深究易理入手,《易》的学问深奥,读《易》难,但穷其奥处更难。王瓒並没有向这个困难低过头,在掌握了《易》的基本知识之后,即进一步深入追讨其奥秘,遍求其对《易》学有渊源者为之师。成化庚子年,王瓒十九岁,即应族兄王预(汝州同知)之邀赴河南拜吴石谷先生学习《易》經。經名师六年的指导学习,回永嘉后又於鹿城开元寺埋头苦读,十年寒窗,学业大進。乙卯乡试《易》举經元:

乙卯(1495)领乡薦,安肅教谕黄靖为考官,黄邃於《易》学,得公文,叹曰:“不意举子中有此也。”执其卷,卧坐以俱,必欲寘之首选。既而填卷,從二院同经始,遂居第三。刻公文三篇传以为式。

次年丙辰殿试高中榜眼,入翰林后仍坚持学习,不久即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理学著作《千里马》②:

明年丙辰(1496)廷对,上亲擢为第一甲二名,赐恩榮宴,除翰林编修,充讲官。日取《五經》、《四书》,沉潜玩绎,以窥圣賢立言大旨,虽寒暑未尝有间。又访四方名士以为丽泽,相与讲明圣賢修己治人之道,時与從遊者章剖句析无倦色,諸生録其《易》說名《千里马》,四方学者咸知,师而尊慕之。

他任南京國子监祭酒時,一边教学,一边又出版了他的第二部理学著作《政教篇》

公深悯俗学溺人,务为枝叶,不根理致,殊昧圣賢大旨。遂亲与诸生讲解,至忘寢食,不以寒暑少间。公尝语诸生曰:“凡读一书,必得一书要旨,而致之於用,今之业經者,惟作文觅举而已,豈理也哉。”於是作《五經》及《四书》,《致知》、《力行》诸箴论。時王虎谷公督学政,谓此书足以阐明圣奥,乃梓於河南,名《正教编》,南直隸及百粤皆为梓行,遂传播於四方。

王瓒強调作文章应不为虛辞,要有适于实用,读书也一样,凡读一书,必得一书要旨,而致之於用。在教学中,他改旧弊,大胆创新,教学认真负责,实为师中楷模:

先是時文尚绮靡,不根理致,公尽裁黜。俾诵經书、傳注以立其本,次试文艺以观其业,务臻典雅,崇獎实行,士咸率服,遂一变而宗理学矣。

《政教篇》是王瓒从事理学研究与实践总结出來的成果。提倡全体学生应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做到书本、艺业之全面发展。王瓒对于道与器的理解可見《弘治温州府志》序,在序中他写到:

“由器揆道,存乎其人,器不能无道而自淑,道不能无器而自行也,吏斯土者,依于道以制器;生于斯、长于斯者,依于道以为器;重其所以恢闳见闻、开廓智虑,舍《志》曷观哉!观纪事之文而妙会言意之表,真知夫道器之不相离,以厉其职分之当然,则《志》之助与为大”。

 王瓒对道与器的认知與陈氏永嘉事功学派对道器的理解是相通的,自始至终都沒有将道从具体事物中剝离出去,即坚持了道器的统一观,另外又将道的根基置於具体的事物之中。在当今的社会即可理解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如果理论一旦脱离了現实中具体的事物,那理论就成为一种不可理解的空谈怪论而已。

正德十二年,王瓒五十六岁,是他事业的巅峰期。在理学思想方面也达到至高的境界。当時正德皇帝的所作所为,使他对政局産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因而上疏《请立太子以慰九庙两宫之心》奏章:

“……今我皇上臨御一纪,震位尚虛,意者神明之胄,降必以時,是以若是,其迟迟也。臣竊有愚见,敢为君父言之,伏望圣明,近稽祖训,远徵前史,断自圣心,白於两宫圣母,於宗室近属中择取相应者一人,育於宫中,俾之问安视膳,委以内殿司香等事,俟后元子诞生,自能行礼之日,然后优其宠數,遣归藩國,如此则上可以慰九庙两宫之心,下可以答群臣万姓之望,此实天下之大事,宗社之大计,而皇上继承之责,亦莫有重於此者也。臣冒死言之,伏惟圣明採纳,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疏入,武宗竟置之不理。七年后的左顺门事件恰恰被王瓒言中,流血事件使君臣间制造了深深的矛盾。明朝的江山社稷从嘉靖朝开始转入衰落,直至灭亡。这里可以看出王瓒深研《易》理,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早就看到武宗无子嗣、无兄弟所带來的惡果,具有洞察事物的前瞻性和深刻性。

王瓒的文学才华,同科进士刘麟在《瓯滨摘稿》序中这样论述:

“今瓯滨以文学、行谊,标准人伦垂三十年,麟也簿领泥涂,亦复尔尔,顾可与论是道邪?第闻先生在翰苑授素临文,援笔数千言,云兴汉注,经纬自成;而波澜横溢,一时宗匠,咸避其锋。自郊庙朝廷,以及闾井之下,凡欲托斯文以昭永久者,莫不曰瓯滨。于是瓯滨之言盈天下。考其咏歌之作,才十之二。逮诵道成均,议礼南宫,又奉使远域以还,或一赋累数十篇,洋洋乎,沨沨乎,与记载之文鼎立而日富,岂可以鸣韶续雅,为文之粹,非大受远览,无以发其奇气,殆涵泳优游,俟其自得,夙知其暮成也……”⑤

在《游江心寺诗》附录后序中晚峰陆景华评述王瓒是承先启后,继往开來的学者: 

在宋,王景山先生崛起於濂、洛未作之先,汪循序《儒志编》称为豪杰士。厥后,王忠文大魁天下,叶正则名重高丽,二刘、两戴与周恭叔、鲍商霖诸人踵相继起,一时著作之富,率可传诵。迨至前明,王文定两掌成均,讲明正学,尝著《四书》《五经》、《诚敬》等箴暨国子监东西壁铭,尤以阐前圣之渊源,开后学之津梁为己任……⑥

三槐李浦王氏宗谱序中,侯一元是这样评述王瓒在永嘉文化中所起的标杆性作用;

“文定公旷世象賢,如《四书》、《五經》有箴,《易》道有传,发明前所未发,关键往哲來学正先,正所謂永嘉之学,步亦步,趨亦趨。第鸣孤凤於群噪,惜無與俦别耳。於先宋儒志王先生何以異。吾温濂洛未传之先,特先生占奎聚岿然興起,以理学斯文斯賢为己任,豪傑接踵,擅名小鄒魯之风,尚在人心不泯。或继此而興,相與颉颃四篇,諸子如宋儒辈,翊持明運中天,则以之經世,以之垂统。俾文献之邦,復为之振鐸,即千佰万世,亦永赖之……”

王瓒是明一代鼎盛時期濂洛、程朱学的宣揚者,是明代理学的实行者。所以明中期文運的復振与他一生的辛劳是分不开的。

在研究王瓒与陈傅良的高贵品德中,我们发現二人都具有如下的几个共同点: 是为官清廉,个人生活清贫却不贪腐。正像王瓒《寄乡友方一敬》诗中:“嗟予宦南北,多年守薄禄”。 生活虽然清苦,但在金钱面前他却毅然拒之。见《瓯滨公行状》:

十月,上御奉天殿传制,遣公持节封玉山王,至益府,以白金五百及珍貝为谢,公悉辞之。

关注民生疾苦,具有民本意识。见王瓒《贫灶叹送盐官之永嘉》⑧诗:

十日梅雨一日晴,雨多晴少盐不生。灶前青柴亦沾湿,大小儿女飢肠鸣。赊米偿盐担无负,救得眼前债己堕。官家不信亭民苦,明日微盐急于火。

《忧旱感叹》⑧诗:

六馆廪饩月有支,饥民困极谁得知。忧時谬抱济世念,如悯群疴欲与医。……邦畿土壤赭赤色,王侯第宅笙歌声……

表达了作者对盐民终年辛勤劳作,仍“饥肠”辘辘的深切同情和对旱災之年飢民的悲悯与不平。

谔谔諍臣,一身正气,为国为民,是一个有风骨的谏臣。正德三年,王瓒進讲《举直错枉章》時,明知权瑾侍立帝侧,直言谏君远离阉宦宫妾小人。当時宦官刘瑾专权,许多官员受到他的迫害,而王瓒却不畏強权,仍然直面刘瑾向武宗陳说利害,乃至差点丢了性命。幸李东阳力保,革谕德春芳官,降为国子司业。

正德皇帝朱厚照,疏于朝政,在位十六年,却有七年在西北与南方等地游荡玩乐,廷臣议论颇多,但没有一个敢于“直言”。王瓒冒死呈上《请回銮罢犒军疏》⑨奏章,疏云:

“……京师有宗庙社稷宫阙之重,百司庶府之务,六军百姓之命,皆系属于陛下。今乃委而去之,日引月长,群心怠缓。倘有奸人窃发,上无调度之主,下无专断之权” ……“又闻圣旨取犒军银一百万两,责办严急。……但户部多方检括,尚不及半,况士未见敌,府库已虚。……故重战轻防,古人所戒;虚内事外,安危系焉。臣日夕怀忧,不遑宁处。诚愿陛下深存顾虑,特赐采纳,即日戒除还宫。宗社民臣,不胜庆幸。”時各司不敢進言,及见公疏,皆以为凤鳴朝阳云。

王瓒的这些优秀德行与陈傅良先生的言行何其相似,王瓒在《止齋先生文集》序言中高度赞扬了陈先生在德、功、言方面所做的成就及其高贵的品行,王瓒一生最敬佩陈傅良,其《游仙岩寺》诗:“我慕止斋非一日,摄衣更到读书台”。足见对陈的崇拜,并自谓陈的弟子。陈傅良学术思想对王的影响很深,受陈氏事功学说和“实学” 思想的重大影响,王瓒一生承续了陈

(三):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谥“文节”,瑞安市塘下镇凤川村(旧属瑞安县帆游乡三都湗村里)人,师事郑伯熊、薛季宣。其父精通《易经》,是一位乡村教师。九岁时父母双双亡故,幼年生活艰难,由祖母撫育长大。正因为家道贫穷,陈傅良从小就养成发奋图强、勤于思考、勇于创新的鲜明个性。他勤奋好学,刻苦读书。基于天资聪慧,好学不倦,年轻时即白手起家以教书为业,因其文章出众,教学得法,岁求学者常数百人。 除温州本地学生外,还有台、越间游学者几百余人。陈傅良南宋乾道八年登进士甲科,教授泰州。参知政事龚茂良荐于朝,改太学录,通判福州。后五年,起知桂阳军。光宗立,迁提举常平茶盐转运判官。转浙西提点刑狱,除吏部员外郎。宁宗即位,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读、直学士院、同实录院修撰。嘉泰二年授集英殿修撰,进宝谟阁待制、赠通议大夫。寻卒,年六十七,谥“文节”。著有周礼说》十三卷、《春秋后传》十二卷、《左氏章指》三十卷、《读书谱》二卷、《建院篇》一卷、《历代兵制》八卷、《止斋文集》五十二卷、《毛诗解诂》以及《论祖》四卷、《奥论》六卷、《永嘉先生八面锋》十三卷。

陈傅良是永嘉学派的著名学者,是永嘉学派从薛季宣到叶适之间的过渡性人物。他讲学授徒,竭力弘扬事功学说,主张“为学必须务实”,推崇经世致用之永嘉学派的理学精髓,反对理性空谈,培养安邦治国的人才。他关心社会現实问题,关心國家兴亡,关心社会改革,关心民众的疾苦。他辛勤耕耘,桃李满园。在温州,他的学生中有著名的蔡幼学、曹叔远,而永嘉学派之集大成者叶适,虽不是陈傅良的正式弟子,但他对叶适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使叶适最终继承和发展了陈氏的事功学说,最终形成与朱熹道学、陆九渊心学三足鼎立且闻名全国的永嘉学派。


(四):《止齋先生文集》由门人曹叔远主编,温州州学教授徐凤刻于永嘉郡斋。見曹叔远《止齋先生文集》⑩序:

“今裒次断自梅潭丁亥之后,凡为歌辞、古律詩、内外制、奏状、剳子、表、啟、书简、序、记、杂著、祭文、墓志、行狀总五十一卷,即先生燕坐之齋以为集名。若成书则有读书谱2卷,春秋后传12卷,左氏章指30卷,周礼进说3卷,進读艺祖皇帝实录1卷。未脱稿则有诗训义,周汉以來兵制,皇朝大事记,皇朝百官公卿拜罢谱,皇朝财赋兵防秩官志……嘉定戊辰门人承直郎太学博士曹叔远謹序”。 

此书刊刻于南宋嘉定戊辰(1208年)故称南宋本。至元朝《止齋文集》無刻本,到了明弘治十八年1505,王瓒从翰林院秘阁中抄录出曹叔远《止齋先生文集》,可見从南宋嘉定至明朝弘治,历經三百余年滄桑后,在民间已见不到南宋版本《止齋先生文集》。故王瓒在序言中写到⑾:

“……公文散载于群书,遐陬寡陋,未见有统彙为全帙者。瓒近於秘阁録出公集五十二卷,则向所尝诵读者百无一二存焉。弘治乙丑(1505),侍御史同年泽州張君伯纯往巡浙中,因论乡哲而於公尤致嚮慕,瓒遂出示公集,伯纯喜曰:琎求公文久矣,而莫获见之,是行未广也,请得梓之以传。……”

此文集由王瓒录於弘治而成於正德元年(1506),故称弘治本,亦称正德本,此刻本仍一直留传至今。弘治本《止齋先生文集》共52卷,14卷古詩,58卷律詩,第九卷挽詩,第十卷内制,1118卷外制,1927卷奏状、剳子,第28卷讲议、故事、廟议附,第29卷壬辰廷对,30至31卷表,32至34卷啟,35至38卷手书,第39卷記,第40卷序,41卷题序,42卷题跋,43卷策问14首,44卷杂箸,45至46卷祭文,47至50卷誌铭,51卷行狀,52卷附录:1:宋宝谟阁待制赠通议大夫陈公神道碑(樓鑰撰),2:宋宝谟阁待制赠通议大夫陈公行状(蔡幼学)撰,3:宋故赠通议大夫宝谟阁待制陈公墓誌铭(叶适)撰。

陈傅良师事薛季宣,其师继承局行己、许景衡等“永嘉九先生”的思想,开永嘉之学先声。《止齋先生文集》是陈氏一生著作的汇编。在尊崇儒家基本思想的前提下,他反对当时流行的性理空谈,主张“经世致用”、“实事实理”的事功之说。文集取材断自乾道丁亥(1167),讫于嘉泰癸亥(1203),凡乾道以前少年之作,尽削不存。全书是研究先生的学术思想以及师承渊源最为详尽的参考文献。而且更重要的价值在於陈傅良对南宋史事的了解,对南宋社会商品經济、民间赋税的征用以及对朝廷政治制度施行,宫廷内幕生活的熟悉等等。故《止齋先生文集》中的奏札、剳子、序、跋、制等等都是研究南宋政治、經济、文化的重要史料。同时对研究永嘉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系也具有重要意义。永嘉学派主要活跃于南宋,后在宋元之际断裂,对身处明中期,身为永嘉温州人的王瓒,对复兴永嘉事功学派,传承与振兴区域文化是他的一种责任和担当。他利用了在北京翰林院工作的机会,利用翰林院秘阁的文化资源,不辞辛勞将《止齋先生文集》全文抄录並带往永嘉重版於家乡,为继承和弘揚永嘉学派珍贵的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的貢献,值得我们学习和点赞。

(五):在王瓒的《止齋先生文集》序中,充分流露出王瓒对陈先生的一片敬仰之情以及对陈氏一生的高度评价。附录序文如下:

《止齋先生文集序》

    儒者之所难曰德曰功曰言而已三者克具为儒者之盛遠而有以恢弘魯鄒所传之緒近而有以昭阐濂洛未啓之机尚论其世有足徵者此止齋陳文節公所以不可及也公少以斯文为己任強学笃志弗得弗舍其從郑景望薛季宣也以克己竞业为要其友張欽夫吕伯恭也则交致夫持敬集义之功涵养於致知之際躬行於自得之餘剛毅樂易孝友恭肅融澈混成莫测涯诶是能立德者矣其教人也誘掖不倦四方景從士習丕变隨才有造其仕於外也事无细鉅一裁以义劝善革奸縮用溥利卓越之绩传不絶书其在朝也正色谠论直前極陳扶翊大政匡持君德進忠贤则黄冕仲、朱元晦之迁改不與书行,欲摧权奸则率逢原張子仁、陳源之除目缴駁论奏,苟裨社稷奋不顾身,是能立功者矣。读书有谱,六經有论,建隆有编,毛诗有解,詁春秋有后传,左氏有章指,周礼有進说,制誥有集,皇宋有大事记,進读有艺祖宝録,周、汉以來有兵制著书,明道简册充棟,是能立言者矣。功在人,德、言在己,三者相须以为用者也。瓒幸生公之乡,屡尝诵读遗文,而私淑之茫乎?如陰阳之阖僻也,浩乎?如河海之閃潏也,燦乎?如日星之炳耀也,油乎?如风云之流行也,雄伟而不放;精深而不晦;驰轶而不迫,起伏斂縱,愈出愈驶,引古质今,滌冗为新,錯综萬务,体悉人情而归宿于至理,盖不独绳矩之具而精粗隐显,皆可以適天下之用。自有文字以來,学士大夫竦企倾动固其時乎?非有本者,其孰能之。公淹贯六经,包括百氏洞徹天人之奥,而於历代经制大法,与夫当世制度沿革失得之故,稽验鈎索委曲該洽此,豈汎然雕飭以骛於虛言者也。公文散载于群书,遐陬寡陋,未见有统彙为全帙者。瓒近於秘阁録出公集五十二卷,则向所尝诵读者百无一二存焉。盖曹公所编止自梅谭丁亥之岁,而他作不入也。弘治乙丑(1505),侍御史同年泽州張君伯纯往巡浙中,因论乡哲而於公尤致嚮慕,瓒遂出示公集,伯纯喜曰:琎求公文久矣,而莫获见之,是行未广也,请得梓之以传。且欲彙拾散逸以为外集,伯纯積学善文,风裁峻整在公若有宿契焉者,宜其乐公之制作行於時也。瀕行,属瓒序于集后,瓒何人乃敢序公文哉,况樓、蔡、水心诸公纪述备矣。聊摭立德、立功、立言之实,以寓泰山喬嶽企仰之意。然公名高招忌,行方取詆,君眷未几而辄沮,道术略伸而复斥,不肯少貶以從流俗,而所谓立功者,未能充滿其志,而國运寖以衰下矣,可胜叹哉。天佑斯文,而使公之制作复行於時,固世教之所关也

    弘治十八年岁在乙丑(1505)夏四月既望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编修文林郎经筵  國史官乡后学王瓒  謹序

 

①:《王瓒集》94页國学六馆箴,龙湾文化丛书,2003年人民日報出版社。

②:《民國丁巳年李浦王氏家谱封部》王侹撰《瓯滨公行状》。

③:《弘治温州府志》王瓒序,温州文献丛书200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④:《民國丁巳年李浦王氏家谱封部》王侹撰《瓯滨公行状》。

⑤:《瓯滨摘稿》刘麟序。

⑥:《瓯滨摘稿》附录后序,陆景华。

⑦:《民國丁巳年李浦王氏家谱》之《封部》见侯一元序。

⑧:《王瓒集》第八页、十九页,龙湾文化丛书,2003年人民日報出版社。

⑨:《民國丁巳年李浦王氏家谱封部》王侹撰《瓯滨公行状》。

⑩:《止齋先生文集》曹叔远序,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縮本,上海商务印书館编印,烏程刘氏藏明弘治本,王瓒书院藏书。

⑾:《止齋先生文集》王瓒序,四部丛刊初编集部縮本,上海商务印书館编印,烏程刘氏藏明弘治本,王瓒书院藏书。

王紹新2017/9/18

作者简介:

王绍新:1943年生於永強二都殿前。1962年毕业於温州一中。自由职业者。退休后於2009年协助三槐李浦王氏续修宗谱。現任王瓒家庙文保会委员,王瓒书院秘书长,龙湾区历史学会理事,区历史学会谱牒研究员,温州市历史学会理事,浙江省历史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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