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我国东南之“准希腊城邦” ──兼述永嘉学派产生之社会经济
发布时间:2017-11-14  作者:陈伟桐

  数月前受瑞安虞氏家族之邀请,参加了虞廷恺纪念馆开馆仪式暨学术讨论会。此后出于求知的兴趣,进一步翻阅有关温州及瑞安的一些历史资料,增进了对温州一地的了解。因本人在80年代之前曾在北方的一所大学讲授世界古代史,令我感受到温州与历史上以经商航海闻名于世的希腊城邦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

  在古代地中海之巴尔干半岛及小亚细亚沿岸,出现许多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农村组成的,被称为城邦制的国家。由于其背山靠海,对内交通不便,逼迫那里的居民向海外发展。这就是西方以航海、经商为主的海洋文明,在不同于东方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生,成为西方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出现许多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艺术家。

  今天我们面对温州的历史和文化,颇感受到它就是镶嵌在中国古老农业文明边上,带有海洋文化特征的,类似于古代希腊城邦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一、在温州是另一番景象

  温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商业社会,早在唐朝温州的郡城就有了“百贾坊”,并开始了对日本的贸易。

  到了宋代,“其货纤靡,其人多贾”,“温州一片繁华”,已成为一个著名的商业都市。待“宋南渡,宗室多徙温”,“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倍常时”,“温州户逾十七万”。由于商民之辐辏,温州已进入了一个成熟的商品经济社会。它表现在已有了民间借贷的初步金融事业,还设立了市舶务(司),管理对外贸易,“宋熙宁末温州六务商税四万余”,不在小数。此外,被称为“海贾”的专业大商人已经出现,史载“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往来数十年未尝失”。

  到了清代海禁开放,温州“海舶云集”,进入了一个新的对外贸易时期。康熙时,“且联闽跨粤,航海而至者,风帆云集焉。通有无而征贵贱,斯亦可谓饶洽矣”。商船往来于整个东南沿海,“贾客四方民,吴会洋船经宿到,福清土物逐时新,直北是天津”。

  光绪三年,温州正式开埠,西方商人进入温州,“殊言异服,联袂接踵,商务以是大盛”。到了清朝末年,温州人口已近280万,不亚于一个中等城市。就以不满百万人口的永嘉为例,就有行栈287家,店铺近1700家,是何等之规模啊!

  关于温州出产的商品,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家陈虬,在他的《温州出口土产宜设公司议》的建议书里,就有如下概述,“温州,自守之国也。杂粮鱼盐、麻桑油铁,皆足自卫,而出产实苦无多。阖郡出口之货以药材、茶、矾、瓯柑为四大宗,岁约百数万金”。在晋代已产陶器和布匹。“一年蚕四五熟,勤于纺绩,亦有夜浣纱而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到了明代“温州之漆器名天下”,出口外国。到了清代之瑞安,“惟鞋业最为发达,销路颇远”,恐为近数十年温州制鞋业兴起之发端。

  上世纪初为适应温州经济发展的需要,1906年温州商会正式成立。商会总理王岳崧在他制订的商会章程里正式提出建立温州中等商业学堂,培养合格商业人才的主张,“教以理财、商法、商品、商事要项、商业实际、簿记称术、外国语等”,学制为3年。

  这令作者联想到,瑞安之虞廷恺、项骧,即为温州理财之首批人才,他们在浙江军政府、国会及北京政府财政部任职,为我国财政工作作出开拓性的贡献。无独有偶,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瑞安人叶适之代表作之一即是《财计》。在该文中叶适提出“为天下理财”的思想,他说:“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是为功利主义之最高运用。

  叶适在其著名的《习学记言总目》中,提出有关近代经济“通商惠工”的主张。他说道:“按《书》,‘懋(贸)迁有化(货)居’,周讥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通商惠工”即是叶适对温州经济社会的特点所作的理论概括。


二、一方水土培育一方文化

——兼论瑞安进步士人群体的产生

  几十年前著名哲学家冯友芏,曾对中西民族及其文化特征,作过很有意义的比较。首先是不同的地理环境,一是大陆国家,一是海洋国家。二是不同的经济环境,中国是以农立国,将农业作为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看作立国之末端,将重农轻商作为自己的经济政策。第三,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家族制度,而在西方的城邦里,商人在城镇里聚居,反映城镇的共同利益,用现在的话来讲,形成新型的市民阶层。第四,在政治倾向上,在城邦那样的组织里,难以形成专制独裁的统治,而多少带些民主的色彩。第五,在思想观念上,农民倾向于“顺其自然”,在原始的纯真中,很容易满足,而不喜欢变革。则处身于海洋国家的商人,则廻然不同,他们习惯于变化,并追求新奇的事物。

  而温州一地,作为大陆国家之中国之一处“类希腊城都”,集合了海洋民族的种之优点,突出表现在清代末期形成的一个著名的由瑞安人士组成的进步士人团体,对中国政治的进步,以及温州地方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令国人赞叹的巨大贡献。

  这个瑞安进步士人群体,是以黄、孙两大家族为主的。黄氏则为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他们与孙氏之孙衣言,既是朝廷高官,又是进廷著名的清流人物,他们的议政实开以后维新的先河。孙衣言及孙锵鸣,对永嘉学派历史文献的整理,为温州文化在新形势下,重登高峰,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孙衣言之子孙诒让著《周礼正义》,对中国上古政治制度作了总结,作为社会改革的理论依据。

  特别是与孙家关系密切的陈虬、宋恕、陈黻宸,被称为“东瓯三先生”,是清末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其中尤以宋恕最为突出,他在政治上以猛烈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而闻名,他不仅被梁启超称誉为“梨洲(黄宋羲)以后一天民”,而且还是谭嗣同的密友,对谭嗣同完成不朽之作《仁学》,以极大的帮助。

  宋恕之反封建的精神,特别表现在他关于男女平等及致力于妇女的解放上。“宋恕将被卖为童养媳受凌辱的妇女,列为第一极苦;将被沦为娼妓的妇女,列为第二极苦;将被卖作婢女丫鬟的妇女,列为第三极苦;将做妻妾之后受虐待的妇女,列为第四极苦”。(瑞安历史名人列传)比之后来的秋瑾的思想深刻得多,用他的话来说,“著书专为世界苦人立言”。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孙诒让。说到孙诒让,大家习惯称他为国学大师,其实他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在兴办教育,不说别的,在他在世的最后几年,在担任温处学务分处总理期间,为两地创办学校300余所,最后因劳累过度而去世。我以为他的业绩是无论哪位教育家所无法比拟的,后来温州社会的进步都与他的业迹分不开。

  瑞安地不大,人不多,在今人眼里仅仅是个不起眼的县级市,在清末几十年中却涌现出那么多重要人物,在清末历史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他们的创造力得到充分展示,它是我国东南真正的“希腊城邦”。又是这个“城邦的公民们”认真践行永嘉学派追求天下最大的功利的结果。

  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想谈谈自己写作本文的动机。本人在文章里之所以提出“希腊城邦”的历史概念,不是为了宣传陈旧的“欧洲中心说”,而是为了突现温州特殊的经济背景,而这些经济背景又是永嘉学派得以形成的真正原因。我记得马克思讲过一段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论断,我以为这个论断至今仍是指导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原则。它就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本人初涉永嘉学派,定有许多疏漏失当处,欢迎多方人士批评指正。

  (本文参照了《温州文献丛书》之俞光编著之《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