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学的明代回响 ——以陈傅良的明代历史形象为例
发布时间:2017-11-16  作者:方长山

方长山[1]

摘要:元明之后,从国家层面而言,借由科举而凸显对程朱理学的尊奉,但是不意味永嘉学派淡出地方知识层的视野,本文从明代温州的地方祠祀、书籍出版、评说方面论证陈傅良在明代中后期的历史形象,对明代温州知识界的可能的影响。从一个侧面证明永嘉之学在明代回响犹在。

关键词:陈傅良,王瓒,张璁,科举,永嘉之学 

 

晚清瑞安学者孙锵鸣梳理永嘉学术史,颇为困惑地提问:“今吾乡人士于孔孟之遗书及程朱之说列于学宫,固已幼而习之矣!独于永嘉之所以为学,殆未人人能言之!而岂知能为永嘉之学即可以为程朱,即可以为孔孟,乾淳之际可以独盛?元明以来何以独熄?”该段话从后学的视角回顾前史,指出永嘉之学原本来自孔孟程朱,但是“殆未人人能言之”?[2]永嘉之学何以独胜?何以没落?

第一个问题,可以归结为朱子在世之时已经对永嘉之学颇有微词,及元明之后朱子学以科场为主战场对永嘉之学的挤压,故而“殆未人人能言之”。这方面研究较多,此不展开。[3]第二个问题“永嘉之学何以独胜”,学界也做出回应。[4]第三个问题“何以独熄”,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有重叠之处。现在学界认为,后期永嘉之学有一个向永嘉文派蜕变、衰微的历史过程。[5]元明以来,永嘉之学(永嘉文派)的衰微是事实,但是一种思潮、学风的衰微是不是如同光滑的抛物线一样做向下曲面运动呢?从宏观来看,或许如是,但是具体而言,则须论证。

作为一个学派,在大范围的历史时空当中走向衰微,退出历史舞台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有关研究表明,永嘉学派是一种“救时”的时代思潮,生于乱世而有事功之力,及承平之世,则不免失于粗疏,为着眼更高论证更细密的程朱学所替代。这个或许可以大体回答孙锵鸣的质问。但是,永嘉学派(文派)也是一个地方性的思潮,流淌着故土的血液,作为家乡人,没有理由忘却,有理由继承和型塑本地的文化风格。我们知道,晚清民国时期孙诒让《周礼正义》所激起的时代共鸣未尝不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思想资源的再发现利用,其实也是对地方先贤思想资源的再次光大。[6]但是,从宋代永嘉学者到近代孙诒让的学统,是不是期间果如孙锵鸣所指出的元明之际是一段历史空白?我认为未必如此,我们的回看方法是检阅明代方志、文集,梳理明代人是如何看待永嘉前辈的。

  明代府县志中的陈傅良

学派的形成,尤以学校为重要的生成场域。历史上朱子学如是,永嘉学派亦不例外。永嘉学者以科举成势,与南宋温州学校建设有关。[7]弘治、嘉靖年间的温州,学校数量较多,检点王瓒、蔡芳编纂《弘治温州府志》、张璁编纂《嘉靖温州府志》所载府县学先贤祠奉祀宋代永嘉学者名单如下:

府县志

学校、书院、书塾

奉祀先贤

弘治温州府志

府儒学

祀(宋)王景山、陈侃、蒋元中、宋之才、钱文卿、黄友、仰忻、薛弼、张阐、薛徽言、陈鹏飞、王十朋、薛叔似、陈傅良、蔡幼学、徐谊、叶适、戴溪、汤建、徐俨夫、缪主一。

永嘉县学

祀王景山、周行己、刘安节、刘安上、刘士英、程迈、林石、许景衡、戴述、赵霄、张辉、沈躬行、蒋元中、鲍若雨、颜杲卿、颜真卿、赵抃、仰忻、黄友、王公彦、高世则、陈鹏飞、张阐、王十朋、薛徽言、薛弼、薛季宣、郑伯熊、薛叔似、林季仲、陈傅良、陈武、叶适、戴溪、王楠、郑伯英、周端朝、叶味道、陈埴、徐谊、翁岩寿、王与之。

永嘉书院

祠伊洛诸先生于东室,周博士、刘给事、刘舍人、许右丞、鲍敬亭于西室。后增祠叶西山、陈潜室、王存乐。

仙岩书院

陈止斋授学地。

鹿城书院

温儒从二程者十一人,从晦庵者亦十一人,从南轩者一人,故书院合其师生祀之以劝学者。

儒志塾

王景山先生设教。

东山塾

周太博立,沈躬行主教,戴明仲继之。

经行塾  

丁昌期设教,子宽夫、廉夫、志夫继之。

小南塾

陈鹏飞立。

城西塾

郑伯熊立,学者数百人。

孝廉塾  

仰忻立,周太博行己初从授经义章句。

草堂塾 

张辉设教。

南湖塾 

始延陈止斋先生,后蔡尚书、叶水心、陈潜室继之。

菰田塾  

戴氏(按:或是戴蒙家族)立。

茗屿书塾 


梅潭塾  

木砺登绍定第,与止斋陈先生同居设塾。

塘岙塾 

林石立。

图南塾 

翁敏之辟学舍,延潜室陈先生主教。

白石塾  

钱文子。

万桥塾


鹿岩塾


斗门社学


嘉靖温州府志

温州府学先贤祠

祀(宋)王景山、陈侃、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仰忻、戴述、薛弼、宋之才、黄友、张阐、蒋元中、林季仲、薛徽言、陈鹏飞、郑伯熊、王十朋、钱尧卿、陈傅良、徐谊、薛季宣、蔡幼学、薛叔似、叶适、徐瑄、王允初、周端朝、叶味道、陈埴、王致远、徐俨夫、林景熙。

永嘉县学先贤祠

祀(宋)王景山、周行己、刘安节、刘安上、张辉、沈躬行、蒋元中、鲍若雨、郑伯熊、薛季宣、戴溪、叶适、周端朝、叶味道、陈埴、戴栩、叶(水荣)、翁岩寿、胡实、林武、薛徽言、陈虞之、林季仲、薛行简、王楠、陈侃、薛弼、仰忻、戴侗、徐瑄、丁昌期、王公彦、张淳、王致远、陈昉、张阐、薛叔似、缪主一。

永嘉书院

从祀伊洛诸先生及郡儒周行己、刘安节、刘安上、许景衡、鲍若雨、叶适、陈傅良等。

浮沚书院

周行己立。

鹿城书院

奉祀二程朱张四先生,从祀二程门人十一人,晦庵门人十一人,南轩门人一人,皆郡人。

儒志塾

王景山先生设教。

东山塾

沈躬行设教,戴明仲继之。

小南塾

陈鹏飞立。

城西塾

郑伯熊立。

孝廉塾  

仰忻立,周行已初从授经义。

南湖塾 

陈傅良设教,蔡幼学、叶适、陈埴继之。

吹台塾  

杨简立(陆象山高第,所著有《慈湖遗书》)。

瑞安县学

祀(宋)林石、许景衡、陈傅良、曹理孙、谢天申、潘旻、陈武、宋之才、沈大廉、徐履、蔡幼学、木天骏、丘何、曹叔远、曹豳、项公泽、陈淳祖、薛良贵、薛良显、许景亮、陈寿孙、王奕、林□孙。

梅潭书塾

陈傅良设教。

塘岙书塾

林石立。

从上表知,1.明代中期的地方学校的设立,多有追溯宋代的永嘉学者为名头,并且将当代“先贤”列入祠中形成完整的地方学统。2.先贤祠所列的学者名单没有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派系区分,相反,不管是谁的门下,只要是温州历史上的先贤,都送进先贤祠一并奉祀。其中透露什么信息?是不是意味着,在明代人看来,永嘉之学与朱子学都是孔孟之学,只不过同出而异流,完全可以并存不悖?3.先贤的身份不一定是如同今人所理解的学者,而是夹杂学者、官员。那么,从这里可以看出明代人的理解的先贤是基于学问、事功的标准。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在明代人乃至儒家看来,学问与事功本来就是一回事。

明代后期的学校管理可能有所规范化,以官学为主,但如汤日昭、王光蕴纂修《万历温州府志》所载府县学先贤祠奉祀宋代永嘉学者名单与上表大致相近,但是有名单汇总的感觉:

府县

学校、祠庙

奉祀先贤

府学

府学乡贤祠

祀(宋)王景山、陈侃、周行已、吴表臣、吴濚、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仰忻、戴述、薛弼、宋之才、黄友、张阐、蒋元中、林季仲、薛徽言、陈鹏飞、郑伯熊、王十朋、钱尧卿、陈傅良、徐谊、薛季宣、徐瑄、蔡幼学、薛叔似、戴溪、叶适、王允初、周端朝、叶味道、陈埴、王致远、徐俨夫、林景熙。

永嘉

  

鹿城书院四贤祠

祀程明道、程伊川、朱晦庵、张南轩四先生,旁列从祀诸贤:徐、刘安节、陈埴、刘安上、叶贺孙、鲍若雨、周恭叔、沈躬行、许景衡、陈经正、陈经邦、谢天申、包定、周端朝、林武、蒋叔蒙、周僴、黄显子、戴蒙、曹叔远、钱木之、况僴、蔡誉録、林湜、徐容、潘旻、戴述、赵霄、周去非、叶味道、张扬卿、薛洪、林补,凡三十三人,皆四先生高第也。

县学乡贤祠

祀(宋)王景山、周行已、刘安节、刘安上、吴表臣、陈侃、王公彦、仰忻、张辉、沈躬行、蒋元中、鲍若雨、薛弼、林季仲、张阐、薛徽言、蒋行简、郑伯熊、丁昌期、薛嘉言、薛季宣、张淳、王楠、叶适、周端朝、叶味道、戴溪、陈埴、吴濚、戴栩、薛叔似、翁岩寿、胡子实、陈昉、林武、陈虞之、戴侗、徐宣、缪主一。

瑞安县乡贤祠

祀(宋)林石、许景衡、陈傅良、曹理孙、谢天申、潘旻、陈武、宋之才、沈大廉、徐履、蔡糿学、木天骏、丘何、曹叔远、曹豳、项公泽、陈淳祖、薛良贵、薛良显、许景亮、陈寿孙、王奕、林嵩、孙元、吴成夫、彭廷坚、高明、曹槙孙、金建、陈时敏、周乐。

乐清

梅溪书院

即王忠文(王十朋)祠

雁山书院 

祀王十朋、张孚敬等。

乐淸县乡贤祠

祀(宋)王十朋、万规、逴世瑜、汤建、贾如规、钱尧卿、刘黼、侯畐、刘祖向、刘铨、刘镇。

平阳

正学书院 

设宋元皇明先贤十一人神像。

平阳县乡贤祠

祀(宋)黄友、林湜、蔡必胜、徐谊、朱黼、孔梦斗、王自中、周元龟、徐俨夫、应节严、林景熙、林逢龙。

泰顺县乡贤祠  

祀(宋)林待聘、徐震、林拱辰、吴驲、徐履、林逢龙。

比较表一与表二,我们发现,万历时期的温州先贤被筛选了,陈傅良及其他永嘉学者在明代晚期被淡化地方知识界的视野,瑞安籍的永嘉学者主要在瑞安奉祀,而府县学的先贤主要奉祀的是程朱及其门人。由此可以发现,正如孙锵鸣所述永嘉之学“元明以来独熄”的大趋势。

除此之外,我们检阅、比较著录于明代中期的《弘治温州府志》、《嘉靖温州府志》以及《万历温州府志》当中辑录的有关陈傅良的词章篇目:

府县志

文章

诗词

弘治温州府志

温州重修南塘记(陈傅良)

重修瑞安县学记(陈傅良)

温州学田记(陈傅良)

重修石岗斗门记(陈傅良)

《义役规约》序(陈傅良)

《止斋文集》序 (曹叔远)

《止斋文集》后序(曹叔远)

《进周礼说》序(陈傅良)

夏休《井田谱》序(陈傅良)

鸣山 

仙岩梅雨潭

和沈守持要题谢公楼韵

和沈守观潮阁留题

止斋月夜书怀

坡南塘

嘉靖温州府志

陈傅良入奏札子(陈傅良)

直前札子(陈傅良)

又直前札子(陈傅良)

奏事札子(陈傅良)

陈傅良进周礼说序(陈傅良)

义役规约序(陈傅良)

陈傅良重修瑞安县学记(陈傅良)

学田记(陈傅良)

陈傅良题明皇醉归图一首 

送陈益之架阁一首 

止斋即事一首

万历温州府志

入奏札子(陈傅良)

直前札子(陈傅良) 

义役规约序(陈傅良)

进周礼说序(陈傅良)

止斋文集序(曹叔远)

重修瑞安县学记(陈傅良)

温州学田记(陈傅良)

温州重修南塘记(陈傅良)

和沈守观潮阁留题

止斋月夜书怀

 

从上表可见,明代中后期于陈傅良的历史观感的潜变。1.就选文而言,三志入选陈傅良相关的文章基本相同,惟王瓒所选者为9篇; 2.就所选诗词而言,差别就出来了,王瓒选6首,张璁选3首,汤日昭、王光蕴选2首,呈递减状态。从此处是不是可见王瓒于陈傅良情有独钟?又则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诗的审美趣味的潜变。王瓒、汤日昭、王光蕴所选之诗更注重诗趣。而张璁的选诗《陈傅良题明皇醉归图一首》《送陈益之架阁一首》很能反映其个人对于陈傅良诗的经世事功的价值的推崇,如《陈傅良题明皇醉归图一首》:

骑者两人扶不正,夹道谁知为万乘。一人前驰一顾后,怀欲并驱无号令。狩人亦忘记鹰犬,仰视只愁天欲瞑。有司刺候上起居,香莫得详宫钥静。呜呼开元自英主,前鉴竟遗盈幅□。君不见,汉宫图,妲己未必当年甚如是。

张璁毕生常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大抱负,动辄以家国天下为思,选《陈傅良题明皇醉归图一首》真是有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心思。其三黜四起,居乡编纂府志,无时无刻不思考尽忠皇帝左右,如《病中偶成》(1537):

舜孝于今法万方,君臣道合为纲常。草庐敢拟四频召,莘野何心五就汤。自信是非千古定,休将得失一时忘。深恩岂忍孤明主,老病侵凌莫可当。[8]

与《陈傅良题明皇醉归图一首》一呼一喝,前后回应,其老婆心切的眷眷之意如出自家肺腑。

3.我们进一步比较选文的内容之间的差异,可以看出王瓒、张璁、汤日昭和王光蕴三者之间对于陈傅良的态度和理解,并且透视选择者本人的政治、文学的趣味。

从选文可见,《重修南塘记》《瑞安县学记》《温州学田记》《重修石岗斗门记》的入选是基于陈傅良所撰地方公共设施建设文章的理由,从中可见明代人对前代公共设施建设的一个历史性的回顾与纪念。但是如《〈义役规约〉序》《〈进周礼说〉序》《夏休〈井田谱〉序》的三次入选以及选入曹叔远撰《止斋文集序》,就很有思考空间了。三文都涉及了明代人重新回顾、思考陈傅良(永嘉学派)关于礼制建设的问题。我们知道,明代中期发生了“议大礼”事件,其中永嘉张璁的际遇尤为奇特,“永嘉张文忠公,遇主甚奇”。[9]其居乡时即精研礼制,孚敬自少业举子时,即好读礼经”,[10]著有《礼记章句》,故其与诸臣论礼廷阙,便便然如水银泻地、左右逢源也在情理之中。是不是可以讲,永嘉张璁继承了永嘉经制之学的传统? 其实张璁的礼制研究也不是孤峰突起,“《三礼》的著作有周纲《周礼补遗》、蔡芳《丧礼酌宜》、张璁《周礼注疏》《礼记章句》《仪礼注疏》、虞原琚《礼记稽疑》、侯廷训《六礼纂要》、杜汝恕《家礼纂言》、李伦《家礼酌中》等数家。” [11]据此可见,或者可以肯定明代前中期温州学者于永嘉前辈的礼制研究是有隔代共鸣的,若此也构成了永嘉经制之学的一条脉络。

我们注意到,明代之后的府县志《理学》于陈傅良的生平传记辑录自《宋史》本传而各有删改,但是存留了陈傅良痛哭挽留光宗,切谏欲其与高宗父子见面一幕,引起了明代永嘉学者的时代共鸣:

会光宗疾作,又阙南内定省,中外切谏。一日得旨过宫,百僚班俟,光宗已出御屏,兹懿后复挽入,傅良引裾请毋入,至御屏后,后叱之,傅良哭于廷,后遣人问之曰:“此何理也?”对以“子谏父不听,则号泣而随之。”后益怒。[12]

张璁于此意犹未尽,迆录之外,又特选录《入奏札子》《直前札子》《又直前札子》《奏事札子》,以陈傅良本人申述父子之不可离间的言辞作为该段史实的补充,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叙事。如《入奏劄子》:

考之载籍,则有尊为人主而隙开于父子之间,至于祸败,反不若士庶人之家者,何也?贱者群居,其势易亲,贵者异宫,其势易疏故也。夫惟其势易疏,其离间之言易入,离间一入,则父之情不欲自疏于其子,子之情不欲自明于其父。由是愈难于言,而父子之隙开矣,父子之隙开而祸败。

其他《直前札子》《又直前札子》《奏事札子》亦是反复申言父子不可离间之意,如此“拳拳激切,祈懇之至”的背后不是有个张璁于嘉靖皇帝“一日不见于君,忧惧于谗矣”的自况吗?一个历史人物,前代的大儒,陈傅良与张璁,因为地域文化的纽带,结成了历史的照应关系。

 明代温州知识界对陈傅良科举程文的推崇

除了上文所示,陈傅良作为本土先儒被列入先贤祠,写入府县志之外,元明以来的永嘉后学也没有忘记对先儒的刻书、纪念活动,如《止斋文集》的传刻,还有《止斋论祖》《永嘉八面锋》等科举程文的再发现。

元天顺元年(1328),傅参之为元刊本《蛟峰批点止斋论祖》作序云:“此止斋决科之文也”。此书还有明刊本多种。成化四年(1468)王埙刊《蛟峰批点止斋论祖》(未分卷),六年(1470)朱暟刊本39篇。成化间又有《新编名儒类选单编大字斋论祖》(二卷),刘氏慎独斋刻《新编批点止斋论祖》(二卷)。至正二十年(1360)屏山书院重刊陈傅良《止斋文集》五十一卷,增附录一卷。正德元年(1506)温州同知林长蘩传刻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所用底本为王瓒从秘阁录出,卷首有王瓒弘治十八年(1505)所撰序。王瓒大为服膺陈止斋,“瓒幸生公之乡,屡尝诵读遗文而私淑之。”并且撰诗致敬,句云:“我慕止斋非一日,摄衣更到读书台。”王瓒看中的陈傅良的程文妙处不仅仅如俗辈的徒取其表,除了文字的赞叹,更有对陈傅良经制之学的认同感:

公淹贯六经,包括百氏,洞彻天人之奥,而於历代经制大法,与夫当世制度沿革失得之故,稽验钩索,委曲该洽,此岂泛然雕饬,以惊於虚言者邪?[13]

同时温州同知、同知温州府事、莆田人林长蘩跋《止斋先生文集》(正德本)云:

“见先生之文,平淡简古,有行云流水之势;冠冕佩玉之声,无陈腐,无险怪,又非所谓徒饰者,真可法也。”[14]

历史上福建科举尤盛,从来自福建的林长蘩的敏锐眼力,可见陈傅良程文的魅力。[15]从王瓒、林长蘩的推崇可见,陈傅良的历史影响至少在地方上并没有完全衰歇。

值得一提的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项乔守河间,倡建泊头明伦书院,撰刻《论举业体则》教谕生徒,就向河间举子推荐陈傅良:

善作举业论者,莫如予永嘉止斋先生。先生尝谓作论莫先於体认题意,故见题目,必详观其出处上下文,及细玩其题中有要紧字,方可立意。盖看上下文,则识其本原而立意不差;知其要切字,则方可就上面著工夫,此最作论之关键也。立意既当,造语又工,则万选万中矣。[16]

也就是说,项乔把永嘉应举之风传播到外地而且于陈傅良加以特别的标榜意图引起举子的注意,此不啻为明代温州知识界对永嘉之学的再发现、再利用、再传播。

弘治间瑞安邑令高宾建陈傅良祠,王叔果撰记。嘉靖十年(1531)安正堂刊刻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二十八卷。三十三年(1554),瑞安知县刘畿在仙岩心极书院,重修陈傅良祠;直到万历九年(1581)管稷刊刻《永嘉八面锋》。[17] 可见陈傅良的影响如此之久远,更可见明代温州人对陈氏的科举程文的追捧。今人对《永嘉先生八面锋》做了一些版本考溯,并不认为有该书是陈傅良原著,但是,伪本的存在的背后有真实的历史观念背景,从中不难看出明代人对陈傅良作为一个科场胜利者形象的推崇。

有研究表明,永嘉学派衰落之后,不意味永嘉科举的同时衰败,“在庆元党禁以后以及朱子学占统治地位时期,温州在宁宗朝和理宗朝又不可思议地产生了3名状元:赵建大(嘉定四年)、周坦(嘉熙二年)和徐俨夫(淳祐元年),还有2名省元:周端朝(嘉定四年)和陈松龙(绍定二年),而且每榜的进士登科数还在持续的增长,在两朝共23榜科举考试中,进士登科数30人以上的有6榜,少于20人的仅为4榜。可以说这一时段还是温州科举的最鼎盛时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貌似有悖常理的现象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永嘉文派在科场的持续影响和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在南宋中后期科场流行的仅是披着永嘉学派外衣的永嘉文体,使永嘉学派在科场只维持着一种空洞的虚名。但正是这种徒具形式的永嘉文体,使得温州在叶适以后的时代,无论在科场还是在官场,都没有失势的迹象。在科场方面,状元在继续产生(赵建大、周坦、徐俨夫);在官场上,又涌现了若干宰执(林略、朱熠、戴庆坷、陈宜中)我想说的是,这种历史影响还可能在地方延续,到明代前中期,温州人在科场还是有一定的强势的。据胡珠生的统计:明代温州举人共360名,内永嘉197名、瑞安26名、乐清74名、平阳61名、泰顺2名。(《乾隆瑞安县志》增录为41名,《道光乐清县志》增录为85名),温州进士共134名,(《乾隆瑞安县志》增录1名,合计135名)。我没有进行同时期的横向区域比较,但是对于温州而言,明代前中期科举应该还是可观的,有项乔的表述为证:

予世居永嘉场人也,场蕞尔一区耳,本朝以来,山海之秀,钟于人文,陈启、胡奥、李观之后,为宰相者一人,为大司成者二人,为郎署、为藩、为臬、为府州县二十余人,为乡贡、岁贡、例贡三四十余人,为校官弟子者二百余人,为农工渔樵者数万余人,人文可谓众且盛矣。

上述仅永嘉场(茅竹岭以东)的科场状况,可以推想全温州范围的科场应该更加可观,这一点在明代温州的学校数量方面也可以得到证明。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明代永嘉知识界并没有遗忘本土先儒,而通过祠祭、刻书、修志等方式承续先儒遗风,并且将本土理学与程朱理学传统融汇,纳入大传统叙事。

 结论

从永嘉学派发展到永嘉文派,有一个日益衰败的历史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一句话“乾淳之际可以独盛?元明以来何以独熄?”就可以作为习而不察的定论。由胜而衰的是事实,但是历史的脉络绝不是平滑的,而是充满了细节的皱褶。从先贤祠奉祀、刻书、评论可以看到,明代前中期的王瓒、张璁、项乔诸辈于永嘉前辈是有感情的,这种感情建立区域文化之上,也建立在实用目的之上,对前辈的再发现、再利用乃至再传播。我们看到,万历时期温州于陈傅良及永嘉学者的追崇有所衰歇,也符合“何以独熄”的描述,但是我们把整个线索连贯起来,以陈傅良为例,可以发现永嘉学者在明代的历史形象并不单薄,而是回响犹在。



                                      

[1]作者:方长山,单位:温州博物馆(温州市市府路491号),研究方向:区域文化史,联系方式:13757719841,247896474@qq.com

[2]孙锵鸣:《孙锵鸣集》卷7《瑞安重建先师庙碑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

[3]朱熹大不以永嘉之学为然,《语类》屡见其批评,姑举一例:“陆氏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朱熹:《朱子语类》卷123)就具体事实而言,陈傅良著有《周礼说》,朱子晚年与温籍门人对话,于《周礼》部分总不免拿陈傅良(仙乡永嘉先生)说事力辩其非,陈埴《木钟集》论《周礼》部分也是沿袭师说,屡屡不指名地批评陈傅良(永嘉诸儒)。朱子学与永嘉之学的扞格,今人周梦江认为:永嘉学派注重事功,理学派(包括朱熹的道和陆九渊的心学)注重心性,两者之间免不免时有矛盾。(周梦江:南宋永嘉学派与道学的分歧,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陈安金的研究较之前辈细密化,侧重于认为永嘉之学于形而上的“道”的体认方面缺位:朱熹认为为学根本在“理会自家身心”,制度设计的原则也不可能独立于天理。这种分歧的思想上的实质源于双方的道、法之辩。朱子侧重“法”自“道”出,法是派生性的,而道是第一位的,因此所有实践的重心应放在求道;永嘉学认为,理学的“道”与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制度理性——“法”,是互相独立的,对道与法的追求并不必然是时间先后的问题,二者在士大夫的实践中应该是交织在一起。(陈安金:论永嘉学派与朱子学派的分歧,江汉论坛,2004年07期)陈安金的其他几篇论文也是围绕此议题展开。王宇归纳朱子批判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术:1.含糊之病;2.科举时文之习;3缴绕狭细之病;4.不检点自家身心。(王宇:朱学在温州的传播与永嘉学派的消亡——南宋区域文化与主流文化互动的个案研究,浙东学派与中国实学研讨会,2005)

[4]如朱海滨综合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利用统计与比较制表宋代温州科举人数涨落。宋代温州井喷式的人才出现的原因,朱海滨认为:(一)温州的开发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己经处于高度成熟的阶段,其耕地己趋向饱和,产生了较大的人地压力。(二)扩充太学及其解额、漕试制度的实行等为温州人突破制度的藩篱提供了可能性。(三)福建移民的大量流入带来了重视科举的基因。(四)重视人脉关系的传统,是温州取得及维持科举优势的重要因素。 (五)耕读传家,重视办学、讲学的传统促成了本地整体教育文化水平的提升。至于南宋科举人数超过北宋,研究者也指出地利与南宋皇族南下温州的因素。(朱海滨:宋代温州科举的兴盛及其背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5]杨万里认为:永嘉文派是受永嘉文体影响而形成的散文流派,大致可分为三期:早期(1165~ 1195,乾道、淳熙、绍熙年间),主要以温州士子为主体,代表性作家是陈傅良;中期(1195~ 1224,光宗、宁宗朝),代表性作家是叶适,作者群体扩大到两浙地区;理宗朝以后即永嘉文派晚期(1224至宋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科举应试的异化、永嘉文体最擅长表达的内容已不适应时代等,是永嘉文派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杨万里:从永嘉文体到永嘉文派,江海学刊,2011年第1期)

 [6]参见:孙青:《以〈周官〉为之纲:清末新政前后朝野对传统资源的应用一例》,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四卷,中华书局,2010,第52—80页。

[7] 参见:陈永霖:宋代温州科举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朱鹏:宋代温州的学校教育,温州师院学报(教育科学研究专辑)1989年第3期;朱海滨:宋代温州科举的兴盛及其背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王宇:南宋科场与永嘉学派的崛起以陈傅良与《春秋》时文为个案,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邓涛:宋代浙江进士研究,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龚剑锋、杨飞:宋代浙江书院略论,《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3——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2009年;周百鸣:略论南宋时期的浙江书院,浙江学刊,199504期。

[8]张璁:《张璁集》,张璁著,张宪文校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63页。 

[9]杨鹤:《杨鹤序》,见《张璁集》,张璁著,张宪文校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8页。

[10]张璁:《礼记章句序》,见《张璁集》,张璁著,张宪文校注,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82页。

[11]胡珠生:《温州古代史》第八章《明代温州》第九节《明朝温州的学术文化》第一目《明朝温州的学术》,手稿。

[12]该段文字见《弘治温州府志》陈傅良传,嘉靖、万历府志所录文字有差,大意相同。